您的位置首页 > 综合 > 消息 > 色人阁

澳门凯旋门官方网址

2020-04-22     1576    

原标题:拯救语言,拯救被污染的文化

书名:语言与沉默 著者:[美]乔治·斯坦纳 著 译者:李小均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李欧梵

乔治·斯坦纳(1929— )的《语言与沉默》中文版近日出版。斯坦纳是当代人文主义批评大师,被誉为“当今文学世界最伟大的心灵”,他在《语言与沉默》一书中,对政治bao行的深入反思,对文学的梳理兼具历史感与现实关怀,此书可谓是能指引我们重识自身与时代的经典作品。

近代欧美的文学界,批评家人才辈出,最使我佩服的有两位:埃德蒙·威尔逊和乔治·斯坦纳。威尔逊的大名早已家传户诵,但斯坦纳的作品在国内似乎还没有人介绍过。

我没有受过“纯文学”的训练,然而对文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这也许是威尔逊和斯坦纳最能吸引我——或者是像我这一类的人——的原因。这两位大师都是学贯古今,涉猎广博,西方各国的文学、哲学、艺术、社会、政治,都在他们的批评范围之内。二人的文字皆是精辟隽永,引人入胜。斯坦纳更“大言不惭”地认为,像他这样的文学批评家,可以和作家一样,以文体传世。所以他在遣词造句上,刻意推敲,其文虽不如威尔逊的文章流畅自然,但是读起来铿然有声,字字珠玑。

语言、文学与非人道

斯坦纳的近著,题名为“语言与沉默”,下面的小标题是“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这一个标题,是寓意深远的。斯坦纳所谓的语言并不是指语言学,而是指文学借以表现的媒介——写出来的语词,作家以“语词”来传达文思,古典经籍也多借“语词”而流传至今。因此,斯坦纳所谓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文化的代表。然而,现代西方的几股逆流却导致语言的滥用和文学语言的破产,使得西方文学的创作面临“沉默”的危机。这几种逆流,斯坦纳称之为“野蛮”(barbarism)——显然是与“文明”相对的一个名词。这种野蛮,并非出自戈壁沙漠或南美亚马逊的丛林,而是茁壮成长于欧洲文明的骨干之内:“受戮者的悲鸣,在大学外清晰可闻;虐待的bao行,也在与剧院和博物馆隔一条街上展开。在18世纪末期,伏尔泰颇有自信地认为酷刑即将终止,意识的屠杀即将灭迹。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文艺和哲学创作的重镇,却成了非人道的集中营。”

现代史上最大的一股逆流是纳粹主义,希te勒的发迹是对德国文化的一大讽刺。因为纳粹主义假借文明以图征服世界,于是尼采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皆被希te勒滥用,德国文学的精髓,失去了它应有的文明精神。斯坦纳在本书序言中举出一个震撼人心的例子: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一个人可以在晚上读歌德、里尔克,可以弹奏巴赫、舒伯特,而第二天早上他仍然可以照样若无其事地到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去上班,屠杀无辜!如果说这个人对文学不求甚解,这是矫饰之词,因为这不只是看得懂或看不懂的问题。这个例子所显示的是一个文化上的大问题:西方文明,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一贯传统,皆以为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人类经过文化的陶冶,可以知行合一,不再诉诸野蛮bao行。然而,20世纪西方的政治bao行却有变本加厉之势,甚至于一向以理性自尊的法国,在德国人离开巴黎不到10年,就开始在监狱里凌虐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分子了。为什么文明进展愈久,野蛮的bao行却愈烈?为什么一般人所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譬如学院教育、各种艺术和著作出版业——非但不能抵抗政治的暴li,而且还对之欢迎礼赞?这是斯坦纳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

斯坦纳是犹太人,所以对纳粹的残暴特别敏感。他的父亲可能是奥国籍,1924年由维也纳移居巴黎。斯坦纳于19某某年生于巴黎,在法国受教育,后来又在美国和英国念大学。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受过纳粹残虐之苦,但是他的血管里仍然流着犹太人的血液,心灵深处,仍有一种无名的余悸。本书中一篇动人的文章——《一种幸存者》(A Kind of Survivor),就是他的自我写照。

犹太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

欧洲da陆犹太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征是一种共有的人文精神,斯坦纳称之为“中欧人文主义”(Central European Humanism):这些人都能精通数国语言,可以广征博引希腊和拉丁古典经籍;他们在文学的爱好上都特别推崇歌德和莎士比亚;他们从歌德和莱辛的译作中看到西方古典经籍的精髓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们阅读莎翁作品的欧洲译本;他们看犹太演员在维也纳、慕尼黑和柏林的戏台上所扮演的莎翁戏剧,因之也把莎士比亚视为己有;他们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易卜生和左拉的作品,而且把这些名著视为一种“精神解放”的代表作品;他们敬佩左拉,不仅是欣赏他的作品,而且也因为左拉在轰动全法国的“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中,挺身而出为犹太人辩护。

斯坦纳认为,这种人文精神几乎由于纳粹的浩劫而伤亡殆尽,所以他特别举出几位浩劫余生的伟人倍加推崇:哲学或心理学家布洛克、阿多诺、阿伦特;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文学批评家本雅明和卢卡奇。这几位大师,除了阿伦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之外,其他几位直到最近才受到英美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重视。在文学创作上,斯坦纳最为佩服的一位作家,是奥地利的布罗赫(Hermann Broch)。斯坦纳认为,这位大师是自乔伊斯和托马斯·曼以来最重要的人物。但至今我们尚未见到他作品的英译本,在台湾地区恐怕也仅有此名而已。斯坦纳所举出的这些人,虽名有专长(上文中称他们为哲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或文学批评家,事实上并不太妥当),但是在每个人的研究领域里,是文史哲和艺术无所不包的。斯坦纳所推崇的小说家布罗赫,他的巨著《维吉尔之死》(The Death of Virgil),在结构上也是采取一种音乐上的“奏鸣曲”形式,然而这种形式的创造,并不是技巧上的炫耀,而是出于一种哲学和道德上的需yao。布罗赫所思索的问题,也就是斯坦纳所提出的现代西方文明的矛盾和危机:“野蛮”的浩劫,已使文明的符号——语言——失去了它应有的人文意义,20世纪的西方语言,如何才能表现——更谈不上解决——这一“非人道”势力在人类精神上所引起的震颤和绝望?

绝望和痛苦煎熬下的沉默

于是,“沉默”——绝望和痛苦煎熬下的沉默。这种沉默,现有的西方语汇可能还表现不出来,而要借助于音乐。勋伯格的名歌剧《摩西与亚伦》(Moses and Aaron),是一个最值得重视的例子。斯坦纳在本书中有一篇分析《摩西与亚伦》的文章,其理论的精辟、哲学想像力的丰富,读后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出歌剧是音乐史上以“十二音律”写出来的ge命性巨作(妙的是本剧德文的原名,刚好也只有十二个字母)。据斯坦纳的分析,在这部歌剧中,音乐与语言并重,两者之间造成了许多形式上的矛盾和冲突。摩西在全剧中完全用道白,而亚伦却用歌唱。摩西所代表的是一种无法表现出来的宗教感,他对上帝的信仰,是基于个人的一种神秘意境,所以无法成“形”(音乐),也无法传导给他的信徒。因此,他只能以不完整的道白,来警告他的信徒,或表示自己这种使上帝难以与人类沟通的悲哀。亚伦与摩西正相反,他毫不抽象,而且知道如何以花言巧语来取悦观众(所以,剧中的亚伦是一个男高音)。摩西离不了亚伦,因为亚伦可以传达上帝的意旨,使人信服。但是,亚伦心目中的上帝,是一个人造的意象,也可以引人误入歧途。于是,在第二幕中的偶像崇拜——犹太人在“金牛犊”下的狂欢——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勋伯格为这一场戏用尽能事,创作出一场狂荡的芭蕾舞。一方面意在讽刺歌剧中芭蕾的传统(由于这一场戏太过大胆,至今这出歌剧的上演次数也寥寥可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亚伦所代表的这种现代语言上的粉墨不实和矫揉造作。摩西和亚伦这两个《圣经》中的兄弟,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正是现代西方思想与语言、人道与非人道、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在第二幕结尾的G潮中,摩西出现,“金牛犊”消失,舞台上空空如也,仅剩下摩西和亚伦两人。两兄弟互相激辩,但是亚伦又占上风,最后,亚伦舍摩西而去,管弦乐演奏终止。在一片沉默之中,摩西绝望地叫出一句话:“语言啊,我缺少语言!”然后颓然倒在地上,幕落。

勋伯格本来计划写第三幕的,但因为种种原因,第三幕一直没有写。斯坦纳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故事演变至此,已经到了尽头,没有再继续的必要。勋伯格写作《摩西与亚伦》之时,正是纳粹猖狂之际。欧洲的浩劫,事实上也非语言所能表达。由摩西在剧终的哀呼和他最后的沉默,勋伯格的结论——也正是卡夫卡和布罗赫所共有的结论——是绝望的:“我们的语言已经失败了,艺术既不能阻止野蛮势力,又不能表现说不出口的经验。”于是,沉默。

我不敢对斯坦纳的整个学说有所褒贬,但我觉得他的看法似乎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中国也有一贯的人文精神,而且自古为学,文、史、哲一向是一家的,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极为密切,而且,中国的文学更不曾与社会、文化脱节。所以,用西方“新批评”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有很大的限制,值得参考借鉴的反而是西方非“新批评”的方法。当然,西方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可以使我们有所启发、有所反省,我们最终势必还要从中国文化的本体中去推衍出一些现代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也必须以中国的哲学、历史和社会为基础。也许,我们可以从斯坦纳的犹太人文精神中得到一点启示。

综合消息相关阅读
综合消息关注
  1. 1东莞色情
标签大全 | 网站地图 | RSS订阅 | 返回顶部